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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 謝佩芬(謝佩芬 哈佛大學法學碩士、公共政策碩士)

去年9月13日，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宣布，將邀請雀兒喜．曼寧（Chelsea Manning）成為秋季的訪問學人（或稱客座教授），引發了廣大爭議。

Manning 是前美國陸軍上等兵，負責情報分析的工作，本名為布雷利．曼寧（Bradley Edward Manning）的她，也是一位變性人。她於 2010 年時，因涉嫌將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外洩給「維基解密」，遭到美國政府逮捕，並因洩密罪遭判刑 35 年。2017年 1 月受歐巴馬特赦減刑，5月剛出獄，總共服刑7年。
Manning 即將在哈佛擔任訪問學人一事公布後，各界譁然：很多人認為，哈佛大學不應該為一個「叛國賊」背書。歐巴馬時代的中情局副局長 Michael J. Morell辭去他在哈佛的訪問學人一席，以抗議哈佛的此項決定。現任中情局局長、同時也是哈佛校友的Mike Pompeo指控Manning為「叛徒」，並取消了他原訂在哈佛的演講以表抗議。哈佛甘迺迪學院隨後宣布取消Manning的訪問學人資格。但此一決定又招來新一波的爭議，很多人開始批評：哈佛大學不應該屈從於中情局的壓力。

Manning 成為「哈佛最短命的訪問學人」一事，反應了哈佛校園中的兩個最高價值──「學術真理」和「愛國精神」──的衝突。要探討哈佛校園的價值體系，「校訓」可說是最直接的切入點：相較在台灣，許多學生直到畢業，恐怕都還不知道自己學校的校訓為何，哈佛的校訓「真理」可是鑲嵌在哈佛校徽中、在校園中隨處可見、教授與學生朗朗上口的信條。

在學術自由的環境支撐下，這股對追求真理的執著，激發出各種新穎的思想與理論，也打造出一個孕育最多諾貝爾獎得主的校園。從哈佛大學對追求真理的執著、對各種正反思辨的鼓勵，以及普遍存在於美國高等學府中的自由開放思潮來看，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甘迺迪學院一開始會認可 Manning成為訪問學人── Manning在洩密行為中所主張的正義觀、她在獄中受到的虐待、她跨性別的自我認同等方面，她都是一位具高度爭議性的人物──而越具爭議性的人物，越有學術上深入討論的價值。

然而，哈佛身為世界第一學府，除了「真理」之外，還保有「領導」（leadership）與「愛國」（patriotism）的傳統。這兩個傳統其實是一體的兩面：所謂的「領導」，不只是位居高位的表象，而是以為國犧牲奉獻的代價所換得。在美國，軍人的最高榮譽是受頒「國會勳章」，而歷來國會勳章的受獎人中，除了畢業自西點軍校與海軍學院的職業軍人以外，就以哈佛畢業生佔最大宗──哈佛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傳統，自不待言。哈佛大學的多數學院另有自己的校訓，而這些校訓往往與哈佛大學「領導」的傳統不謀而合。 Manning 身為美國軍方情報分析師，卻先後將幾十萬份的機密情報洩漏給媒體。儘管她主張自己是在「揭露戰爭的不義」，但她也因此背叛了自己曾宣示效忠的誓言，更可能使許多軍情人員陷於危險之中──面對這樣一個「反面教材」，也難怪政治立場彼此相異的前後任中情局官員，會聯手反對她擔任哈佛的訪問學人。

然而，哈佛的決定錯了嗎？是哪一個決定錯了呢？想必每位讀者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。但對哈佛大學而言，Manning事件反應了兩大價值的衝突：儘管 Manning的加入，勢必在校園中引發一連串關於國家機密、人權保障、性別認同的激烈辯論，為學術思辨添加新的柴火；但當哈佛大學的兩支傳統互相牴觸時，如今看來，哈佛最終還是優先選擇了其「領導」與「愛國精神」的傳統。每個人都可以因為對 Manning 的好惡，而評價哈佛的決定。但如果我們要了解美國最高學府的辦學精神，甚至廣義點來說，「美國菁英」們普遍信仰的價值──則我們必然無法忽視哈佛如今這個決定，背後所代表的價值抉擇。